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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
齐泽克认为，替罪者要为共同体「献祭」的原因，在于社会本身从来不是统一整体，而是永恆地具有内在于自身的不一致/不一致性和矛盾/矛盾性。人类生活在社会中，必须要对自己的存在、社会存在现实有一定程度的掌握，确定自身的现实感，意识形态就在此出现。
因为真实地立命现实，人才可能允许意识形态的指挥，且具备在某些关键时刻移转主要掌控权的能力（人类从来无法完全地握有它）。
在面对巨大的分裂，如战争、灾难、瘟疫等，这些事件衝击我们的存在意义，我们彷佛失去正常对于存在的掌握。
2、
假如与一人的利益、目的、慾望完完全全地缺乏交集，连个边也不沾上，其实就能稳稳地活着。除去天灾，外在人为致死的因素已被去除，剩下的是个体心中的魔，或者说这个个体生病了，需要照料。
然而寻求医治的过程往往坎坷不已，得门却不得其入之道，这时候，人为因素重新显现，这个情况中，个体看似与他人的名利、欲求毫无关联，个体称之为「不理解」，他人则针对这份指控反驳并重新以自身语言来詮释（我们知道，语言乃是一个命名的过程，而非一个结果），而此番抗辩中的输家向来是谁应该就不必言明了。
以「同情」作为进入的藉口十分合理，不过仅止于此，再多就显得缺乏眼力见，是为多馀的。
如果加以包装并提升至「同理」，可以说是非常滑稽；当然你有办法理解我的痛苦，但是你如何能感同身受？
既然无视「理解」这个必经程序，岂能找得相同的感受。说出这些话的人从未有过自嘲的经验。
而某天我也懂了。
为什么福克纳不喜欢一个抄捷径回家的人。
我们明明在同一节车厢中，在不同的站点下车走访，偶尔还会带纪念品给你，如常反覆无一日例外只是开始有了些变数。于是我与你分析这些变数，并且试图修改导正。是，我是称之为一个「导正」的过程，但我并没有向你提过。我们讨论的时候你似乎时常心不在焉。我太晚发现这个巨大的错误——没有什么是正确的，而我错得好离谱。
那天火车即将离站，我终于找不回你。
那天，我本来会和另一人在某节车厢里相会，而我上了另一节，与你的母亲整理你的物品。
我和你母亲，起初曾藉言语填补空失，后来谁都不说话了。迟早要习惯少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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